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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淑华回忆，2012年他们有了第三个孩子后，黄韬想让她在事业和家庭中选一个， “他希望我回归家庭。当时他对我说，我在家里面把孩子教育好，这是首要的，他把事业做好。”“2019年基本上是没怎么跟公司接洽了，之前陆陆续续还是会有一些需要我做的事情，我还是会去做。”

　　　　央视记者问：“据报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26日签署总统令，任命乌前战略工业部部长帕夫洛·里亚比金为新任驻华大使。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中国的基础研究向何处去？杨卫说，还是要回归本质，在有较充足经费保障的前提下，让喜欢自由探索的科学家自由探索，想要解决国家重大战略问题的科学家继续为国出力，每个人都能在各自的领域、以自己的方式找到从事基础研究的荣誉感。

　　　　本轮机构改革后，原属科技部的中国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科学技术部高技术研究发展中心被划入基金委。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穆荣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可能是一种信号，未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会增加前沿引领技术研究开发与创新的资助功能。

　　　　基础研究当下的根本困境，实质上指向经费分配结构问题。专家指出，基础研究的典型特点是基础性、长期性和难以预测性。对需要“十年磨一剑”的基础研究而言，这种以竞争性项目为中心的支持模式会造成科研人员浮躁之风盛行，功利主义导向，在选题上更看重能否在短期内出成果，使得基础研究有限的经费并没有流向真正重要的原创性研究上，经费投入产出效益不高。“这样的模式并不十分适合基础科学研究，科研人员要耐得住寂寞，沉下心来持之以恒地探索。”庄辞说。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和突出的和平性。上山文化，正是我们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表现出令人肃然起敬的创新性，也是长江流域连续性文明起源进程的重要起点。

　　数万年前，有共同基因的现代人已经遍布世界各地。但距今1万年前后，只有少部分人群以突出的创新性驯化野生作物，完成农业革命，开启文明进程。中国的上山文化先民，正名列其中。

　　世界其他原生文明的摇篮，在古埃及为尼罗河，在近东为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在印度为印度河，范围不过数十万平方千米。孕育中华文明的地理摇篮，辽阔而多元。中国的摇篮，仅算孕育早期文明的核心地区，也有近300万平方千米。多元的环境，自然养育多元的人群、多元的文化。自农业起源时期开始，便呈现出多元竞相创新发展的特性。北方先民培育出世界最早的粟和黍；长江流域及邻近地区先民，驯化出世界最早的栽培水稻。

　　距今约2万年，江西万年仙人洞先民烧制出世界最早的陶器，开始大量采集野生水稻为食，揭开长江流域及邻近区域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转变的序幕。距今万年前后，浙江金衢盆地的上山文化，则真正迈出农业革命的脚步。

　　最坚实的证据来自炭化稻谷颗粒。可能是炊煮过程中偶然掉落在火塘边，这些稻谷被烧烤碳化，虽然残缺，但仍然保留了早期稻作农业的珍贵信息。稻壳末端的小凸起，叫作小穗轴，功能是连接稻壳和稻穗的主干。野生稻的小穗轴并不发达，稻谷成熟后，小穗轴难以承重，自然折断，稻谷落地，等待来年再次发芽生长。脆弱的小穗轴本是自然界精巧的设计，保证了野生稻的物种繁衍。人类在采集野生稻时，不会费力捡拾落在泥水中的脱落稻粒，而是掐取稻穗，食用因小穗轴比较坚固而尚保存在稻穗上的稻谷。因此，人类播下的稻种，都有坚固小穗轴基因，经过长期人工干预，种植水稻的小穗轴会越来越坚固，不会自然脱落，利于人类采集食用。

　　上山文化的浙江义乌桥头遗址，出土了极为丰富的水稻遗存，包括炭化的稻米、稻壳、小穗轴等不同部位，样品总量多达5万余个。小穗轴表现出明显的驯化特征，表明距今1万年前后，稻作农业已经开始，种植的水稻已经成为重要的食物来源。在对更底部文化层土样的分析中，发现了具有驯化特征的水稻植硅体，后续研究，可能会将中国农业起源的时间上溯到更早的时期。目前，稻作农业养活了世界60%的人口，是中华文明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农业革命是人类从自然界直接获取食物到改造自然、驯化动植物、主动生产食物的划时代转变，不仅极大地提高了人类的生存能力，也直接引发生活方式、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变革。对耕地的依靠，使得定居成为农业人群必然采取的居住方式。狩猎采集时期，自然界的山林河湖、野生动物和植物，都是整个社群共享的资源。定居的农业村落出现后，耕地和出产的谷物更容易转化为开垦者和耕作者的私有财产。比起狩猎和采集，农作物的收获更可预期，多一份人力、多一滴汗水，就可以多一份收成；农作物也更利于长期存储，在自然食物资源短缺时，提供生存保证。农业的这些特性，都利于私有财富的积累，也更容易造成贫富的分化。更稳定的食物来源，必然带来人口的增长，社群规模的扩大，最终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

　　桥头遗址就是稻作农业起源过程中出现的定居村落的典型代表。村落面积达2万平方米，周围有悉心规划的壕沟环绕，沟内长期居住的干栏式建筑的柱洞，长期贮藏食物的窖穴，长期生活留下的陶器、石器和动植物遗存，还有安葬逝者的墓葬，反映出丰富的定居生活内容。

　　安定从容的生活，自然会造成文化和艺术的发展。上山文化的陶器就呈现出令人惊艳的优雅。

　　当时陶器的制作过程相当复杂。陶坯褐色的泥胎，会被浸入白色泥浆中，轻轻取出，器身已经变得洁白。泥浆是用含硅和铝的黏土制成，这样的黏土正是后来制作瓷器的原料，被称作“化妆土”。洁白的坯体，会被再次浸入红色泥浆中，染作热烈的红色，烧成之后，形成独特的“上山红”。陶器种类已经相当丰富，包括大口盆、平底盘、壶、罐和圈足器等。圈足器的圈足上多有镂空，并非为了实用，只是追求美观。高颈瓶优雅的颈部和比例匀称的腹部，与唐宋时期最高水平的瓷器相比也毫不逊色。

　　上山先民更以白彩在红衣陶器上点点划划，绘出各样图像和符号。这是中国最早的彩陶，透露出深邃的精神世界的信息。一件陶罐颈部四面，各有一个神奇纹样，纹样有两种，对称位置的纹样相同。细观第一种纹样，下为三条断开的短线，中有一连续短线，其上又有两条断开短线。下面三断，正与八卦中的坤卦相同，上面的一连两段，正与震卦相同，下坤上震，合为六十四卦中的“豫”卦。第二种纹样，由六个短折线组成，上面两个折线中间，夹了一条长弧线。如果不考虑这条含义不明的长弧线，也似包含六爻的卦象。折线与断线含义相同，六爻均为断线，是坤卦的卦象。我们当然还难以据此说，9000年前，《周易》深奥的义理和全部卦象已经形成。但这样的相似，难以用巧合来解释。我们至少可以推测，易经式的思维方式，在那遥远的时代已经萌生。其他典型装饰，还有成组的圆点、“太阳”纹、对顶三角纹等，同样并非写实或增加“美感”，而更像以抽象之点画传达玄妙的义理。其真意尚难破解，但比写实的图像更加耐人寻味。

　　上山文化奠定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发展方式影响深远。考古学家将长江下游文明化进程诗意地描述为“登上一座山，跨过一道桥，经过一处渡口，就来到山环水绕的美丽洲”。距今8000年前后，跨湖桥文化在宁绍平原兴起，稻作农业进一步发展；距今7000年前后河姆渡文化的形成，标志着稻作农业的成熟。余姚施岙遗址发现目前世界上已知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古稻田，在河姆渡文化时期即有数万平方米，一直延续使用到距今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时期。与基本靠天吃饭的粟黍农业不同，大规模稻作农业对农田水利设施有很高的要求，因此也更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发展。良渚文化的兴起，就是以大规模水利设施建设为标志的。良渚古城周围的水利设施工程浩大，体系复杂，可以有效阻挡百年一遇的洪水，调节超过100平方千米的河流水系流量，灌溉稻田，并形成高效的运输网。良渚古城核心区发现相当于近20万千克水稻的炭化稻谷遗存。正是有了高度发达的稻作农业，良渚先民才成功构建了中华文明最早的国家级别政治组织，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最有力实证。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让中华文明同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明一道，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作为世界稻作农业起源和中国万年文化史的重要实证，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起点，上山文化的重要价值自不待言，其文化遗存本体保护、价值阐释、成果展示和利用都大有可为。随着考古发掘和多学科结合的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相关遗址公园和博物馆的建设，更有创意的宣传展示策略的实施，相信上山文化会成为越来越引人注目的文化品牌，为浙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深远的文化根基。

　　【作者李新伟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所长】 【编辑:李润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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