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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就这么过来的，也没觉得怎么着 ，但这次坐硬座感觉到了累”，申军良说。可能自己年龄大了，也可能是平时开网约车熬夜，总之，身体不如以前了。

　　　　因此，在这样一个互相嵌套的科研管理体系中，作为科研管理机构的政府、负责组织研究的科研单位和一线科学家之间，权责是模糊和失焦的。“这也是为什么2019年全国多地实行科研经费‘包干制’改革后，项目经费实行定额包干，只定总量，对执行细节不做约束，本是为了放权给科研人员，但现实中却起到了反向刺激，让人们想申请更多项目的原因。”周忠和说。

　　

　　中新网5月20日电 据贵州省纪委监委网站消息，贵州省3名县处级干部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贵州金沙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雷定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毕节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毕节市机关事务管理局正县级干部刘军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毕节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毕节市委原副秘书长、市督办督查局原局长禄春燕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毕节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编辑:刘湃】

　　　　值得注意的是，陈永亮本人曾牵涉到2010年时任中国足协技术部主任的李冬生的受贿案中，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样的受贿案底并没有影响陈永亮后来的发展。从2015年起，陈永亮先后担任了中超公司和中国足协多个重要岗位，并开始大肆敛财。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一拿到项目就有钱、没有项目收入很低”的现象在大部分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支持的科研机构很普遍，因为财政每年一次性提供的基本事业运营经费“只能保底”。比如在高能所，这笔钱主要用于“给员工发基本工资、基础的基建和修缮、水电支付等”。王贻芳说，高能所基本是靠竞争性经费活下来的，从研究所（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来看，竞争性经费占比几乎是100%。